3月26日，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进入第二天。今年论坛的主题是“全面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未来”。下午1:30点，主题为“医改的“十三五”：期待与挑战”的分论坛召开。到 2020 年，中国医改进程有哪些阶段性目标？普通民众将从中获得什么便利与实惠？领域的改革是否也应该从供应侧入手？应该改什么？腾讯财经全程视频并文字直播。
“十三五”计划当中将健康医疗的意识形态重点从治疗转到了预防。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国恩对此的理解为，不仅要强调人们生病以后走到医院里面如何获得公平、有效的服务。还要向没有生病的人提供非医疗的服务使得他们可以更健康。之所以要这样转型，是希望把一部分本可以避免的疾病，通过环境的改善、行为的改善提早来做预防。
日本武田药品工业株式会社行政总裁平手晴彦表示，要使健康的人保持健康比保证人们的医疗更加重要。他建议中国建立有别于医院体系的基本医疗保护体系，人们感冒了、发烧了，就可以到诊所去，不需要到医院去。
和睦家医疗 CEO Roberta Lynn LIPSON提出必须建立良好的医疗生态体系。如果没有支付，就没有人去做医疗的工作fb体育，这是人性。为了避免大家生病，只有疾病预防方面的支付体系改善了才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她建议中国要加强对基础医疗人员的培训，不要花过多的精力培养专业医生，这样更有利于医疗的预防。
主持人 田薇：说到价值取向，我要进入到中国的特别的价值取向的选择当中了。健康医疗后面的意识形态中最重要的关键点，就是从只是治疗转到了预防。我想这是我们“十三五”计划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巨大的变化，这不仅一个词，实际上是带来了整个系统的转折。还是从刘教授这儿开始，您毕竟是来自于中国的教授，之后也请日本的嘉宾也要进行讨论的。
我们这种转折，可能对整个医疗体系是多么大的危机的一种实验，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进行这样的转折？
刘国恩：很好。田薇刚刚问到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的转型，对于医疗服务体系的影响和医疗服务品质的影响，事实上这个影响不仅仅局限在医疗服务领域，这个转型一旦成功，对于整个中国的经济、社会都有巨大的影响。为什么？我们这次的转型谈的是从过去的以疾病为中心的医疗服务，到以健康为中心的服务体系。这对于我们医疗服务来说，当然就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强调当人们生病以后走到医院里面如何获得公平、有效的服务。同时向我们在座的没有生病的人医疗资讯，如何提供非医疗的服务使得我们可以保持更健康的状态，使得我们晚生病、少生病。
主持人 田薇：刘教授说得太美好了。要看一下中国的现实，有一次我的工作单位跟我们儿童医院不远，每次到那儿是最堵车的地方，说明什么？我们没有这么多资源，但是我们有这么大的医疗需求，大家都看过病，都给家里人挂过号。怎么办？我想问的是现实问题怎么办？
刘国恩：你说的这个问题，正好回应了为什么我们要做你说的漂亮的转型。如果我们不做这个转型，我们将会把更多不够的资源用于疾病的治疗。之所以要做这个转型，就是希望把一部分本可以避免的疾病，通过环境的改善、行为的改善提早来做一定预防，通常来看会节约费用，而不是继续出现你说的那种非常严重的以疾病为治疗的状况，这种状况不能继续下去了。
平手晴彦：对于每个国家来说，要一步一步做是非常关键。有三步骤，首先第一个步骤，健康的人群，也就是没有得病的人，如何不得病的人保持不得病，这是疾病的预防，非常关键。当这些人生病的时候，在疾病的早期，也就是在病比较轻的时候，这是第二个人群。第三个人群是重病人群，这里需要创新型的解决方案。这是三个不同的人群和三个不同的阶段，我们要设计不同的体系来设计应对不同的阶段。
日本有全员的医疗覆盖，对于这三个人群都有覆盖，有50年了，每个人都有保险，每个人都得到公共医疗体系的支持，他们可以到诊所、到医院，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以去。但是日本现在走到下一步，让健康的人真正健康，这是最重要的。当人们生病的时候，那时候就太晚、太贵了，而且使家庭会非常痛苦，所以要使健康的人保持健康。
在中国，我觉得你们需要建立基本医疗保护体系。除了医院体系之外，医院是日本体系的一部分，但是基本医疗、诊所是另外一部分，这两个部分都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人们感冒了、发烧，就可以到诊所去，不需要到医院去。
主持人 田薇：我们已经思考过这个解决方案，这并不是新的想法，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细节需要关注。请问Roberta Lynn LIPSON一个问题，因为这也是她每天所做的工作。但是我想说，你只是治疗那些富人或者是避免富人生病，你觉得这种模式对于中国的大众有帮助吗？
Roberta Lynn LIPSON：我们可以确定一个典范，就是建立医疗生态体系，这个生态体系虽然小但确实能够发挥作用。我们不仅要用美丽的言词讲到预防非常关键，早期干预让人们健康。最关键的是如何来支付，如果没有支付的话那就没有人去做这个工作，这是人性。所以来看一下支付体系，看一下政府报销医疗体系的过程，为了避免大家生病，只有疾病预防方面的支付体系改善了才能产生巨大的影响。
中国政府建立起非常好的社区诊所，鼓励大家都去，但是大家都不去，大家都去医院。为什么大家不去诊所呢？我想有几个原因吧，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医疗培训体系是不一样的，医生是专家，一开始就成为专家。我们让中国的学生在17岁、18岁的时候做出决定是不是要做医生。实际上医生是一个最艰难的行业，要做好的话必须要有耐心，而且要有承诺。但是17岁、18岁的孩子懂什么呢？对于自己的热情和承诺又懂什么呢？所以18岁、19岁进入医学院的学生开始专业化，比如说你会做癌症专家，或者是脑外科专家。但是我们对于基础医疗的培训人员要进行更好的培训，我们可能明天就需要200名基本医疗的医生，那我们就会把专家培养成预防的人员。那现在你就成为家庭医生了，可以做医疗的预防。
在美国我们有些学生上了四年医疗大学之后，之后一年会进行实习、一年在医院做住院医生，他就会成为家庭医生，这好像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Roberta Lynn LIPSON：确实你点到了这个事情的本质，这是很留守很关心的，此前我和他多次沟通过。
主持人 田薇：刘教授可以给我们讲很多数字。我们先系统化一点，其中一点是基础医疗的诊所已经建立起来了，但是那里的人才不多，而且不受信任，大家都不愿意去，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最好的资源仍然放在大医院当中，大家担忧诊所会误诊，所以会到大医院去就诊。
刘国恩：中国有300万职业的医生，大多数的医生都是在大的三甲医院工作。但是这并不是医生的错误，是制度的问题，制度就是这么设计的，有很多的限制，使得医生不愿意往下走到社区的诊所。因为整个管理体系就有这样的障碍，使得医生不能够不行。
如果我们真的让大家能够在基本的医疗诊所获得服务的话，我们不仅需要这些社区的诊所，而且这些诊所当中要有很多好的医生。我们如何能够鼓励医生从三甲医院出来下行到诊所当中呢？我们必须要改变目前的管理体系。
主持人 田薇：好，就将这里，这里有个句号。我相信Omar ISHRAK对很多问题有很多的想法。
Omar ISHRAK：我想发表自己的观点，首先我们需要基本医疗体系，还有医院体系，需要两者之间的联系。如果得了重病就要送到医院，医院的医生可以救治他们。除此之外，在预防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要把风险因子进行分类，根据风险因子把人们分成不同的类群。在比慢性病方面，需要避免慢性病的恶化，所有的这些问题基础医疗的医生需要参与，而且他们需要得到培训，知道如何给病人分类，所以不仅要培训医生，在美国的培训体系非常好，但是在美国还会有基础医疗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因为提供医疗服务的流程并不是标准化的，我们要把治疗标准化来避免疾病的发生和疾病的恶化。这种标准化需要技术fb体育，也需要培训。在发达国家这种标准化没有完成，这一点非常关键，我也希望多讲讲。
主持人 田薇：新的技术、新的科学的到底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变化，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请问刘教授，因为现在谈到所谓精准医疗，所谓新科技带来的医疗，包括AI、人工智能等等，似乎这些都是解决方案。但是往往这是处在一种说的阶段，真正落实起来会很难。请问您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在近期把这些技术应用到希望它们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
刘国恩：有，医疗技术的使用是各个国家，特别是美国，医疗费用过去30年持续上涨的最重要的原因，占了医疗费用几十年上涨的60%的程度，这是根据研究得出来的实证结果。
刘国恩：只是陈述，如果想管理好医疗费用的上涨，管理好技术的合理使用是最重要的，因为决定了医疗费用上涨的60%。回到你的问题，有没有一个办法让中国在短期能够把这些技术很好地应用到该用的地方？我的回答是“有”。
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在过去的20年当中，人类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医疗，包括药品和器械，在最顶尖的医学杂志发表出来的，被斯坦福大学教授证明60%到70%都不能够重复，或者发现结果是错的。那就意味着我们中国想把这些医疗技术很好地用到该用的地方，必须要对现行的任何一项新的医疗技术进行全面的成本效益的评估，这是中国政府正要做的一件事情。
主持人 田薇：这个不容易，做评估并不容易，但是必须要做。里面有各种问题，包括各种利益集团，这一点就不用解释了。另外还有所谓安全的问题，以及与速度之间如何平衡的问题。还有一个是技术在一段时间内可能能发挥一定作用，但是技术变化也非常快，怎么能够在最快的时间找到最合适的、最可以依靠的技术，这也是我们需要讨论的。请平手晴彦来讲讲这些问题。
平手晴彦：医疗体系的价值被质疑，因为技术发展非常迅速，在医疗体系的技术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我想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大数据的应用，比如说我是来自于制药企业，要开发最先进的药品，以及开发穿戴设备比如说手表，你可以戴在病人的身上可以监测病人的行为。这些数据在过去五年前是不可能收集到，但是现在很多的数据是来自于病人，所以医疗的重要性得到了提升。
过去医疗费用主要是用于治疗的，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治疗是否是有效的。比如头疼就拿到了止痛药，如果你的头疼还是继续，那你就会说这个药没有价值。或者说你有胃癌就要做非常贵的手术，但是癌症还会复发，你觉得手术没有价值。医疗的价值只是在治疗之后才能够确认，有了大数据，有了实际的数据，通过这样的颠覆性的技术可以帮助认识到医疗体系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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