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华北地区某三甲医院医生所述，疫情政策放开后，急诊和发热门诊每天要来1000多人，是平时的一倍多，相当于24小时连轴转，不到两分钟就要接诊一个病人[4]。
然而和很多人惯常印象相反医疗新闻，如果以国际公认的衡量医疗能力的医护人员数量、病床数量、病床使用率三大指标来看，中国的医疗供给并不落后。
2019年，中国每千人享有医生数量2.3人，和美国的2.59人，英国的2.81人相差并不大。而在床位数量上，中国以每千人6.3张的数字甚至成功赶英超美。只有在每千人护士数量上，中国仅为3.18人，距离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
同时，在疫情前的2019年，中国综合医院病床使用率就长期维持在90%以上。这就让感染率高峰期时病床数量捉襟见肘，各大医院门诊大厅都堆满了行军床，人手严重不足。
前者很好理解，以12306为例，其日均页面浏览量仅有1694万次，只有淘宝5.25亿次的三十分之一。但一到春运，12306的日均页面浏览量会在短时间内暴涨至10亿次，新华社的报道称，几乎每分钟都有数百万人同时购票或查询余票，而为了实时更新余票数量，其背后的计算量异常庞大。
后者则是个相对复杂的问题，一个典型例子是，就省会城市和直辖市来看，北京有81家三甲医院，而仅有3家。
掏钱的，管钱的，花钱的医疗的本质是钱的问题，一个医院收治了多少病人，决定了医院和医生的收入水平。无数个医疗机构的收入，又决定了医生的数量、设备的水平和整体医疗服务的质量。
中国医疗完全免费，但实际上是“有免费无医疗”fb体育。建国初期，医生数量根本无法满足实际需求，绝大多数医护人员都由一至两月的时间速成培养，走入乡镇为病患看病，“赤脚医生”一词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诞生的产物。这一体系下居民确实没有医疗压力，但也得不到什么有效医治。
2000年前后，恰好是中国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最突出的一个阶段，2002年fb体育，个人承担医疗支出的比例甚至一度接近60%。
部级医院是三甲医院中最顶尖的医疗力量，同时，卫健委也掌握了财政拨款的分配权。而经常上演灵魂砍价的医保局，其实是人社部下面的；培养医生的各类院校，又隶属于教育部；市面上流通的药品，主管单位则是食药监局。去医院看个发烧，动辄就能牵动五大部委。
中国的医疗服务机构虽然有三甲医院、各类专科医院、社区医院、村镇卫生所等多个角色，但谁也无法否认，大型公立医院才是中国医疗领域无可撼动的主角。过去十多年里，一些公立医院通过行政资源建立竞争优势，通过集约管理提升运营效率，最终成为了体量极为惊人的三甲医院。
2005年，新华社曾发表过一篇《全国人民上协和》，里面提到这样一种现象：协和医院门诊大楼外，“出租躺椅”的小卖部生意兴隆，而协和周围几家医院，候诊大厅到午后就空空荡荡，周边的社区诊所更是一天只能收治一两个病人。
超级医院以公立医院作为医疗体系的绝对主体，其实在主要经济体中并不多见。医疗供给由公立医院政府主导，还是以市场化的民营医院为主，也曾是中国医改最核心的问题。
这导致一家医院能否成为“三级甲等”，床位数量变成了一个核心指标。这项持续38年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医疗人才向大型医院的集中，也形成了中国公立医院式跑马圈地。
凭借充裕的现金流，公立医院可以优先激励医务人员、升级医疗设施，再依靠病源优势获得更多的收入，最终滚雪球般自我强化fb体育，让大型三甲医院越来越强。
随着时间推移，越是规模大的医院，对医生和患者的吸引力就越强；越是财政收入丰厚的地区，公共卫生支出也就越灵活，越是能够支撑医院进一步做大，最终形成了三甲医院供给在地域上的不均衡。
被忽视的基层从1978年到2005年，是主流学界认可的中国医疗“市场化”的时期。这27年里医院数量增加了101%，医生数量增加了88%[6]，但这种增长并不是平均分配的。
数据也支撑了这一点：从就诊人次来看，这两类基层医疗机构在床位少的同时，2020年的总就诊人次反而比医院要多24%，2019年，其医师日均诊疗人数甚至超出医院一倍有余，医疗压力反而比医院更大。
同时，基层医疗机构的工作人员还需要承担很多额外工作，比如本社区的慢性病、传染病患者，做家庭医生登门诊疗，以及做核酸。
在降低个人医疗开支的过程中，除去由国家财政带领的医院体系发展之外，还有一个重要角色：医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