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肩负着提升国家原始创新能力、实现原始创新突破的重任。市政协委员、民盟市委专职副主委姚卓匀指出，从现状来看，目前上海高校在服务科创中心建设方面的引领和支撑作用还未充分发挥，在有效链接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以及打造引领赛道风口的科创“核爆点”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

　　首先是高校“从0到1”的科技创新策源能力不足。姚卓匀说，高校内部学科界限明显、组织化程度低、协同攻关能力弱，跨校合作受限于成果评价与转化的实际利益分割，难以形成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的“杀手锏”。

　　同时她指出，高校与企业、政府形成“从1到10”的科创机制系统性不足。“顶层设计和协调推进不够有力，相关部门出台的高校科技创新政策‘各自为政’，尚未围绕科创中心建设要求，对学术研究、应用研究、应用技术和应用技能等四类高校的资源配置和发展布局进行整体优化。”

　　“高校科创人才引育和评价体系也存在短板。”姚卓匀表示，上海的落户、安居成本居高不下，导致关键领域科创人才向其他城市转移，“轻基础”“重应用”的倾向仍然存在，人才评价、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上仍需“破五唯”，众多基于量化指标的评价体系，对高校科技创新形成无形压力。

　　为此她建议，要设立基础研究的“特区高地”，强化“从0到1”的创新策源能力。以国家实验室建设及国家重点实验室重组为抓手，在相关高校布局一批体量更大、学科交叉融合的重大科研基地，落实以催生重大原创性成果为出发点的科研评价改革，敢于投入看准了方向的高风险科学研究。高校要以前沿问题和重大科学问题研究为牵引，打造与科创中心地位相匹配的学科体系和优势学科群，重点建设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学科专业集群。

　　姚卓匀表示，要依托高校特色优势，构建有组织的科创链条转化体系fb体育，助推打造科创“核爆点”。推动教委、科委、科创办、财政局等联合制定政策，尤其要结合科创中心建设规划完善“分类评价”体系，引导各类型高校分类特色发展，鼓励在沪科技企业与高校结对，以现代产业学院、未来技术学院等新型研发和教学机构为载体，建立学校、地方、行业、企业共同参与的合作办学、合作创新机制。

　　“还要激发高校科研活力，创新科技人才管理和评价多元化激励机制。”姚卓匀建议，高校要积极打造高效务实的科创保障体系，构建“人才、学科、科研、服务”一体化的科创协同发展体系，推动实施开放、灵活、个性化的人才人事管理制度，鼓励专业技术人员在高校与企业间交流互动，支持兼职兼薪，推进科技人才跨境、跨单位、跨体制流动。

　　“当今世界，科技创新广度不断加强、深度持续加大，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往往跨越多个领域，依靠传统单打独斗已难以形成战斗力。”陈昶委员代表民革上海市委发言时建议，组建由企业主导的创新联合体，更好把创新资源要素聚合起来、协同起来，成为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有效组织模式。

　　陈昶以生产高端光刻机的荷兰阿斯麦公司为例，其成长之路就离不开各类企业的协同创新。“对标市委提高推动科技创新水平的要求，在沪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还不够突出、贡献度也不明显，由领军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牵头的创新联合体共同攻关关键核心技术的案例更是凤毛麟角。”

　　陈昶建议，发挥龙头企业引领作用，促进各方紧密协同创新。在他看来，组建创新联合体，主体是企业，关键在龙头。要通过税收减免、加大研发加计扣除力度、发放联合体券等形式，激发有能力、有担当的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同时，鼓励上下游联盟单位通过技术、投资入股等模式参与，增强创新黏性，打造盈亏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让所有参与者劲往一处使。

　　与此同时，还需要强化需求牵引任务导向，释放产业创新叠加效应。在陈昶看来，创新联合体是科技创新领域的大兵团作战，需要科学的战略战术。要针对不同领域核心技术卡脖子原因，分行业、分重点建立水平型、垂直型或纵横结合 的创新联合体，确保多领域、差异化团队共同参与关键领域的科技创新。

　　此外，就是要优化政府服务方式方法，完善运行发展模式机制。发展创新联合体，既要遵循市场规则，也要制度规范和政策引导。陈昶说，政府除了 “组局”工作，还要引导龙头企业与产学研用各方共同完善成果转化、知识产权保护、监督激励等机制,共同建立优势互补、价值共创、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协同创新体系，既不缺位，也不越位，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双重驱动。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通过企业创新联合体，可以从若干领域点的突破迈向整体性突破，让优质科技之花结出更多产业之果。”陈昶说。

　　“上海金融要素齐全，市场完备，但服务科技创新仍需进一步发力。”钱军委员代表民建上海市委发言时说，统计数据显示，上海高水平科研成果、海外人才吸引力等领域排在国内前列，但科创企业活力不足，尤其是缺少全球和全国的领军科创企业，成为科创中心建设的一大短板，这既有产业和企业的原因，也有金融支持不够的问题。

　　钱军说，有着全球视野和投资经验的 PE/VC机构不仅提供融资，还可通过整合全球资源扶持和培育科创企业成长，但目前上海活跃的创投机构偏少，并且2022年国内股权市场尤其是外资创投活跃度明显下降。另一方面，上海国资力量雄厚，已建立包括支持早期初创企业在内的诸多产业基金，但市场化运营和管理机制不足，导致国资使用效率不高。他还指出，资本市场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最重要的优势之一，上海86家已上市 “小巨人”企业上市后的表现印证了资本市场的扶持作用，但去年以来，资本市场整体低迷，影响投资信心。

　　对此，钱军建议，发挥风险投资机构对早期科创企业的支持作用。建立健全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进一步完善创投相关的法治环境建设，促进创投机构运用可转换优先股等模式与初创企业发展深度绑定，通过创业者收入与现金流绑定、分期融资等，加强投资者保护的同时强化初创者持续做大做强企业的激励。为更好提振市场预期，建议进一步明确对科创方向创投资本的 “绿灯”监管原则。

　　“发挥国资创投基金对科创型中小企业的支持作用。”钱军建议，国资产业基金应建立市场化的项目投资评价体系和基金管理团队的市场化薪酬制度，重点探索非控股投资和母基金运作等模式，多渠道吸纳资金并配以市场化投资运营，全面提升上海国资的运作效率和投资回报率。针对近期成立的 “上海市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应进一步明确对“专精特新”等科创型中小企业适当倾斜，并鼓励银行为成长期科创企业发放 “选择权”贷款。

　　“发挥资本市场对科创企业的长期支持作用。”钱军说，针对科创企业发展周期，建议依托A股试点注册制的科创板、创业板和北交所市场支持更多科创企业上市，并鼓励已上市企业加强资本运作，提升价值创造能力。建议监管部门完善上市公司并购的相关制度设计，降低科技领域的并购限制，促进更多的未上市科创企业通过并购等方式多元化退出。

　　上海是我国生物医药的研发与产业重镇，培育和集聚了一大批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生物医药企业。其中，民营企业整体实力强劲、创新成果丰富，在全市生物医药产业领域占据重要地位。

　　穆竟伟委员代表市工商联发言时提出，上海生物医药产业还存在一些制约发展的瓶颈问题: 一是产业链“后端重、前端轻”。企业高度注重产业发展导致创新资源错配，形成前端生物技术公司发展不足、后端制药公司扎堆的局面。二是临床研究和试验资源非常紧缺。医疗资源总量和人均量虽位居全国前列，但用于临床医学研究和试验的床位数量明显不足，一期临床研究床位不到1000张，从事临床研究人员也仅2000多人。三是研究成果转化率低，本地产业化不足。大量成果仍停留在论文和实验室中，同时，“墙内开花墙外香”的问题显著，在沪科研机构技术成果在外转化情况比较普遍，加上外省市优惠政策叠加优势，导致向外转移趋势明显。四是产业端创新人才缺口明显。行业内部还存在非理性人才竞争情况，相较长三角其他城市以及珠三角地区，上海对生物医药青年人才吸引力较弱。

　　因此，穆竟伟提出建议：首先，强化前沿布局，打造研发创新的“策源地”。高水平推动国家实验室、全球顶尖医学院建设，加快集聚全球生物医药研发机构、创新企业，重点支持研究机构加强对颠覆性技术和高端核心产品的研发攻关。加快布局建设若干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和独立的临床试验医院，支持设立研究型病房，扩充临床研究床位，增加人员配置。探索药监审评权限下放试点，构建上海就地审评正面清单，充分发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作用，优化管理方式和审批流程，提升审评审批效率。

　　另外，强化平台机制，打造成果转化的“首选地”。支持高水平孵化平台建设，完善研发成果分段转化机制，发挥好对外授权机制作用，促进成果交易转化。建立重点孵化器和创新平台跟踪对接机制，加强科技、产业、规土等部门联动，保障初创企业各项需求。在药品集采时更多支持本地企业创新产品，对短期内取得创新认证的产品建立审核、采购、退出的全过程机制，为创新药品、器械开辟医保支付绿色通道。

　　还应强化服务保障，打造专业人才的“向往地”。研究建立生物医药产业紧缺人才开发目录和生物医药顶尖人才全球数据库，支持企业和研究机构实施优秀人才招引计划。探索高端紧缺人才个人所得税税负差额补贴，优化居住证积分管理办法，增加专利数、发明创造奖励等创新指标。提升高科技企业人才入选优秀科技创新人才培育计划比例，形成专业人才流向优质企业的良性循环。

　　目前，城市更新项目大多属于 “难啃的骨头”，较多涉及风貌保护、产业升级等内容，压缩了企业可开发、可变现的空间。同时，在地产行业整体下行的大背景下，城市更新项目资产周转效率低、资金占用量大的劣势凸显，开发企业难算更新账，参与意愿减弱。

　　市政协委员、易居企业集团CEO丁祖昱表示，要迫切需要统筹好政府、企业、民众三个群体，算好城市更新经济、社会两本大账，引导房地产行业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

　　“现在要专注增量和存量的双轨发展，推动开发模式和运营模式双向并行。”丁祖昱表示，规划在注重 “增量”空间的同时，也要基于 “存量”考虑资产盘活问题，提升规划落地性。把 “开发+ 销售”和 “开发+运营”的更新模式相结合，在保障项目经济可行的基础上，推—动房地产业践行 “留改拆”为主线的城市更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丁祖昱呼吁，要因 “项”施策，加大政策配套支持力度。他坦言，涉及 “两旧一村”、零星更新等内容的城市更新项目，面临地理位置偏远、改造经济效益低医疗新闻、社会资本进驻意愿不足等多种问题。

　　他建议，一方面，需要政府敢于突破，主动求变，进一步放开政策层面的刚性认定指标，拓宽项目审批通道；建立城市更新方案的市区协同审批机制，压缩企业时间成本；另一方面，需要强化多部门协作，灵活运用用地性质转换、容积率突破等鼓励措施，提升市场化机构参与积极性，切实增强城市更新项目的可行性。

　　丁祖昱说，拓宽金融扶持渠道， 针对紧迫的更新项目和优质的统筹主体，给予城市更新专项贷款、城市更新地方债等支持；对于侧重民生改善、风貌保护、产业升级等长远利益考虑的更新片区，进一步加大各级各类财政补贴扶持力度；对于保留保护建筑比例高、重点产业升级、社会效益凸显的项目，加大贴息力度，取消贴息最长时间限制，协助社会资本积极、高效地开展城市更新工作。

　　丁祖昱说，上海城市更新正在步入 “提质增效”的关键时期，下阶段需要政府通过政策创新、模式创新，增强城市更新配套制度供给，协助企业共同算好更新账，推动房地产行业转型发展，让上海这座城市的未来更加美好。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新时代发展智库主席屠海鸣在发言中说，上海作为全球要素资源配置的重要枢纽、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的战略前沿、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开路先锋，理应成为全球高端人才汇聚的热土。

　　“当前，全球 ‘抢人才’大战日趋激烈，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使出各种招数 ‘抢人才’。”屠海鸣说，美国改革签证制度，加大科技、工程等领域人才吸引力度；欧盟放宽流动限制，推出创业签证，吸引高层次人才；英国推出“高潜力人才签证”大学名单；日本放宽 “高度人才签证”，吸引更多技能型人才。

　　“上海是中国最有条件吸引高端人才的城市，应代表国家积极参与全球人才竞争，扮演 ‘探路者’的角色。”屠海鸣建议，这一过程中应把握好三个原则。一是敢于突破常规，深入研究高端人才的流动规律，借鉴发达国家吸引人才的经验，找到制约人才成长的深层次原因，采取一系列非常规措施，出台一整套突破性政策；二是加强战略谋划，着眼 “高精尖缺”，聚焦构建 “3+6”新型产业体系，聚焦健康、智能、能源、空间、材料五大未来产业，加快引进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战略科学家和战略科技人才；三是注重引进与培养相结合，在颠覆性创新、基础研究和 “卡脖子”领域，既要大胆引进人才，也要自主培养人才，形成既有中国特色、又有国际比较优势的人才发展机制，为国家构建更加开放灵活的人才工作体系作出 “上海贡献”。

　　“上海要占据高端人才高地，必须彰显国际化导向。”屠海鸣建议，创新人才工作领导体制，建立 “政府主导，用人单位为主体，第三方机构参与”的人才引进机制，形成发现、评估和引进人才的合力。构建面向全球的科研交流网络，推动国际国内职业资格的双向比照认可，打造海归创新创业引导基金。对上海现有人才发展基金、浦江人才计划等进行扩容，提高资助强度，重点向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倾斜，引导更多海归来沪创新创业。

　　12月下旬起，新冠病毒感染防控的重点适时调整为“保健康、防重症”，上海启动辖区三级医院、区域性医疗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位一体”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为疫情流行期间应急处置提供了有效分级诊疗路径。

　　“要全面总结新冠病毒感染救治这场大战、大考的经验做法，着力解决CT等设备在基层基本没有配备、临床救治物资保障供应不足、医疗服务和重症救治协调统筹有待加强等突出问题。”市政协委员、静安区卫健委主任叶强建议，要完善医联体内分级诊疗体系，进一步提升基层卫生中心医疗救治能力。

　　叶强建议，要加强人员系统培训，完善分级分类救治机制。他指出，各级各类医院要继续加大院内急救与院前急救体系的衔接，加大综合ICU、专科ICU、可转换ICU床位、病区监护病床建设改造力度，完善设施设备，加强人员培训和人力统筹，配备充足重症医护力量。加强全科医生培训，提高对高风险人群以及重症的识别、处置和分类分级健康服务能力，引导居民优先利用社区卫生服务。对居家自我照护的无症状感染者、轻型病例，做好社区健康管理和康复指导；对以肺炎为主要表现的重型、危重型病例，及时协助转诊治疗；进入康复期的患者要及时转入康复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要摸实重点人群底数，保障重点人群医疗服务。”叶强建议，要加强老年人合并基础病、孕妇、儿童、透析病人等特殊人员底数摸排、健康监测和分级分类管理。发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网底”和家庭医生健康“守门人”作用，提供疫苗接种、健康教育、用药指导、健康监测、协助转诊等服务，开通重症转诊绿色通道。落实包含全科、院感、护理、重症在内的四人诊疗小组责任，主动联系对接辖区养老机构，协助配备指夹式血氧仪、电子血压计和氧疗等设备。还要开展巡诊、电话咨询、心理疏导，力求在第一时间掌握养老机构老人的健康状况，把好分级诊疗的第一关。

　　叶强在发言中表示，要统筹应急物资管理，提升应急保障支持能力。加强实物储备、产能储备及统筹调度，确保相关中药、对症治疗药物、抗病毒小分子药物和医疗设备供应保障。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动态监控相关药品、物资库存情况；药品零售企业要增加库存量，提供便民售药服务。根据“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功能与建设指导标准”的要求，为基层配备CT等基础设备。

　　他还建议，要加强信息化应用，完善传染病医防融合体系。鼓励市、区两级专家团队通过远程医疗、互联网医疗等方式，为患者提供线上服务，提高服务效率。通过大数据应用，将疾病预防体系、医疗资源调度和医疗服务能力输出，作为疾病预防、医疗服务、重症救治、双向转诊最有效的武器。统筹调配在全市预警、救治平台上的资源，将有限医疗资源输出到最需要的地方，更加高效利用现有医疗资源，发挥更大、更好、更高质量的救治效果。加强临床研究，推进药物和疫苗的研发、转化和生产。

　　“你的职称走的是哪个序列?”“现在收入怎么样?”这是习参加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时，对来自广西汽车集团的郑志明师傅提出的问题。在得到满意回复后，强调: “要重视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民进上海市委经过深入调研，认为应该从战略高度认识职业教育，从做优做强职业本科、产教融合供需匹配、建设技能型社会入手，打造与城市发展相适应的高水平职业教育。

　　杨蓉委员代表民进上海市委以《打造与城市发展相适应的高水平职业教育》为题发言。

　　“要以做优做强职业本科为突破，让职业教育‘强起来’。” 杨蓉说，上海是近现代中国职业教育的重要发源地，中华职业教育社及我国第一所现代职业学校均诞生于上海。但一段时间以来，上海职业教育存在中职“小而散”、高职“少而弱”的问题。目前，上海56所中职校，平均每所中职校在校生不到1800人; “2022年中国高职院校竞争力排行榜”中，上海22所高职院校中只有6所进入前500名，排名最前的仅在第126 位；职业本科学校更是只有一颗 “独苗”，这与上海的产业与教育发展地位严重不符。“我们建议，重点建设1到2所具有上海特色的高水平、国际化、示范性的产业技术大学，以高质量的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破除‘矮化’‘窄化’职业教育的传统认知。”

　　杨蓉表示，还要以产教融合供需匹配为抓手，让职业教育“香起来”。据工信部调查，到2025年我国高技能人才缺口将达到3000万以上。但是当下就业市场，敲门砖往往还是一纸学历，职业教育还不是“香饽饽”。她说：“产教融合是破题人才供需错配的法宝。我们要深化本市职业教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对接上海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打造区域和行业 产教融合共同体；建立对应高职、职本和专业学位研究生三个层次的初、中、高三级现代学徒制；打造一支以高层次企业师傅与双师型教师构成的‘双元’师资队伍，帮助学生学好‘一技之长’，在企业收获‘一席之地’。”

　　另外，还要以建设技能型社会为导向，让职业教育“热起来”。杨蓉说：“我们要加快上海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将职业教育定位由‘谋业’转向‘人本’，让不同禀赋和需要的学生多样化成才。”她认为，应该提倡“适合的就是最好的”“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切实提高技能型人才的社会地位和福利待遇，弘扬工匠精神，从无资格就业走向职业资格就业，从学历型社会走向技能型社会。

　　杨蓉说，如果今天问“您愿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读职校?”很多人也许会犹豫不决，但是她相信，明天、后天，随着上海职业教育 “大有可为”“大有作为”，越来越多人会说“愿意”。

　　刘新宇委员代表致公党上海市委发言时说，中小企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重点和难点。多措并举推动中小企业科学高效开展数字化转型，是上海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容。相比大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热闹，多数小微企业尚处于探索阶段，接入O2O平台的中小微企业数占比不及10%，“不敢转、不愿转”问题十分突出。

　　刘新宇分析原因说，一是创新要素投入不足，截至2021年底，一二三产业数字化渗透率分别为8.9%、21.0%和40.7%，无法形成协同倍增效应和集群效应；二是高性价比工具供给不足，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应用成本仍然偏高，导致中小微企业转型失败率高达80%。此外，相关服务机构、共性服务设施供给不足，数字化设计、仿真、测试、验证等需要企业自己投入，80%的小微企业无可实施性方案。

　　刘新宇建议，分行业制定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路线图和指南，加快打造标杆示范和应用场景，构建设备、生产线、车间、工厂、企业、产业链数字化于一体的生态典型范式。依托区块链、智能合约、大数据等技术，推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产品，缓解 “数字鸿沟”。鼓励平台企业带动中小微企业共同推进应用场景迭代，引导大型数字化转型服务商提供更具垂直场景适配性的线上办公、财务管理、远程协作、协同开发等普惠小程序、工具包，推动基础软件、通用软件、算法等开源，构建一批以头部企业为首，提供 “工具+服务”的数字经济联合创新体。

　　“提供更广覆盖的政策支持，降低中小企业转型成本。”刘新宇建议，将数字化转型升级费用纳入研发费用范围指引，加大对数字基础设施、通用软件和应用场景等项目合作解决方案提供贷款贴息等支持力度。完善产融信息对接工作机制，鼓励产业链龙头企业联合金融机构建设产融合作平台，创新面向上下游企业的信用贷款、融资租赁、质押担保、仓储金融、应收账款融资、“上云”保险等金融服务。鼓励大型企业带动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中小企业 “链式”数字化转型。研究设立数字化转型相关子基金，孵化培育更多面向垂直领域的数字化转型服务提供商。

　　刘新宇还建议，搭建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平台，面向中小企业提供转型咨询、解决方案、政策宣讲、技术输出、协同创新等全链条服务。支持开展区域型、行业型、企业型数字化转型促进服务中心建设，强化平台、算法、服务商、专家、人才等服务。发挥数据交易所等要素市场作用，为中小企业利用数据资源构建研发、生产、流通、服务、消费协同格局。

　　上海推动高质量发展，关键是落实好“五个中心”建设的任务。“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之一，民营企业是投身‘五个中心’建设的有生力量，无论是‘缺席’还是‘离席’，都将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市政协委员、上海经佳文化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丽佳表示，要进一步细化政策措施，完善相关配套举措，做好稳定预期、提振信心、增强活力的工作，让民营企业有更多投资便利感、政策获得感，推动民企在发挥更大作用中实现更大发展。

　　“要加快出台支持民企参与国际竞争的政策，使民营企业成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代言人’。”赵丽佳指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实施生效，推动了区域内贸易投资往来以及外国直接投资增长。要发挥好上海在跨境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人民币国际化、国际航运服务等领域的独特优势，在民企中开展试点，拓展财务管理和全球资金结算，提升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全球网络覆盖率，让民企在国际舞台上可以无忧登台“唱戏”。还要放宽民企总部认定标准，让更有竞争力的企业在税收、融资上享受优惠。

　　赵丽佳认为，要加快制定支持民企参与科技创新政策，使民营企业成为科技领域的生力军。“国际产业链供应链断链风险增大，倒逼我国增强高端产业和关键核心技术。”她说，要尽快出台支持民企参与科创中心建设的政策举措，支持有潜质的龙头企业牵头组织或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围绕行业关键共性技术，加强产业链上中下游的联动，形成创新生态体系，共同开展技术攻关，在准入、资金、人才、市场渠道、成果转化等多方面进行扶持，培育民企中的“隐形冠军”，使其在完善巩固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中发挥更大作用。

　　赵丽佳还建议，要加快营造民企发展的宜商环境，使民营企业增强更稳定的预期。要对标国际标准、市场需求、企业期待，畅通政企沟通渠道，完善公平竞争制度，以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厚植有利于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沃土。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防止和纠正利用行政或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同时严格规范执法程序和自由裁量权，完善信用修复机制和异议制度，对于诚实守信企业通过开辟绿色通道、降低检查频次、减免处罚、事后备案等予以信用激励。坚持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精准引进各类急需紧缺人才到上海工作，让民营企业有更多的人才选择余地，并给予民营企业在人才引进上更多的话语权和自主权，用足用好关键核心技术岗位的人才落户以及外籍人才永久居留等政策。

　　上海润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葛琼以《创新探索上海集成电路产业能级跃升的新路径》为题发言。

　　葛琼表示，攻坚集成电路产业关键技术，是上海推动“三大先导产业”率先成势的重中之重。半导体集成电路产业是一个全球化极致分工的产业，在整个集成电路产业中，资金投入最多的是晶圆代工厂的生产设备。建设一座装备齐全的12吋晶圆代工厂，需要购置上千台精密设备，投资上百亿元人民币。

　　她认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上海要聚焦“全链发展+芯机联动”，着力推动集成电路等高精尖产业能级跃升，争取技术上的飞跃，为国家芯片产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葛琼说，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共有集成电路相关企业17000余家，大部分是轻资产的芯片设计公司。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起步比世界先进同行晚了近三十年，在核心技术、制造设备和材料的获得一直受到欧美的严格管控，在产业技术层次和关键技术上受制于人，举步维艰。上海要提升独立自主的全产业链生产集成电路的能力，在上游材料、生产设备、工艺制程、EDA 设计软件等 “卡脖子”领域加大投入，扩大生产规模。

　　目前中国和全球的8吋、12吋晶圆代工厂的数量，中国大陆包括海外公司建在内地的工厂，总产能不到全球总产能的9%。如果集成电路产业自给自足的话，应能做到全球产能的一半，这大约需要再建8座中芯国际规模的晶圆代工厂，并以上海为核心辐射长三角。

　　另外，集成电路的发展面临人才匮缺的瓶颈，目前专业从业人才约46万人，有近30万人的人才缺口。芯片技术要突飞猛进，不仅要有顶尖的半导体人才，还要有大量优秀的工程师，产线精密仪器更需要大量的技术工人。要发挥高校在培育优秀人才中的重要作用，加强运用能力引导，把工业营销联系起来，培育出最优秀的学生。在工业方面，由于国内大部分芯片公司都比较年轻，导致业内非常缺少“一万个小时”的技术人员，这就要建立起“工程师文化”，让既会动手又能动脑的技术人员处于公司的中心位置，专注于技术、创新。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积极推进农民相对集中居住，不断优化农村人居环境、乡村生态环境。然而，市政协委员、奉贤区政协主席陈勇章提出，农民居住条件有了显著提升，但仍存在着不少问题和差距。

　　陈勇章介绍， 一方面农民居民点布局 “小、散、乱”。市郊共有自然村33769个，其中住宅在10幢以下的小型自然村15034个，占总数的44.52%。另一方面，农民住房质量差，翻建难度大。远郊地区农村大多数住房是砖混预制板结构二层建筑，抗震、抗台风能力极差。部分年久失修的危房以及有改善居住条件迫切愿望的村民，长时间无法得到住房翻建。

　　此外，市郊农村还存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难问题，部分农村道路、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公厕等还未完成提档升级，周边村民仍面临着 “污水任自流、有路路难行”的窘境。

　　“农民参与人居环境建设主体作用发挥不充分。”陈勇章表示，农民对人居环境建设的意愿同部分行政主推的项目存在不一致，政府给的并不是农民想要的，出现了 “干部埋头干、村民背手看”的尴尬局面。

　　陈勇章建议，要放宽政策限制，加快推进农民住房建设。要从尊重农民意愿、保护农民权益出发，将推进农民住房建设作为提振农村内需动力，实施上海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为建设美丽家园和推进乡村振兴打好坚实基础。

　　“在此期间，一定要精准理解 ‘农民相对集中居住’的要义，保障农民多种选择的权利。”陈勇章提醒，不能简单地用 “集中上楼”来代替 “集中居住”，要“因户施策”真正让农民实现 “住好房”的美好愿景。

　　陈勇章建议，加大财政资金转移支付力度，持续推动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强烈呼吁在城市建设资金中留一部分给农村，加大市区两级财政资金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保障。”陈勇章说，要设立建设、维护专项资金，支持先建后补、以奖代补，加快推进 “四好农村路”、照明绿化、垃圾清运、污水处理等设施建设，实现 “田园变公园、民房变民居、农民变居民”。

　　“尊重农民意愿，积极引导农民发挥主体作用。”陈勇章说，要转变政府职能，变管理为服务，用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策来撬动农民积极参与的意愿，实现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的良性互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让农民来选择，不替农民作选择，“农民想要的”才是 “政府要做的”，真正实现农民 “我要做”的意愿。

　　市政协委员、上海金之福养老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兵在发言中说，上海是我国老年人口最集中、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城市，近年来积极整合各类涉老企业和养老资源，努力探索 “共享养老”这一居家社区养老新模式，通过以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为基点，以共享经济为思路，为老年群体提供了多元化、个性化、共享式的养老服务。

　　“目前，居家社区养老产业化运营已初具规模，但也存在老年人接受度不高，企业投资吸引力较弱，平台建设有待完善，供需匹配不够精准等问题。”徐兵建议，建立共享制度，形成统一规范的养老服务秩序。制定促进社会资本进入社区智慧养老领域的政策举措，加强对养老产业的引导和保护，统一服务规范标准，引入服务商和优质企业投资共享养老服务。鼓励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模式创新，拓宽筹资渠道，以融资担保等形式，创立社区共享养老专项资金，降低共享平台使用成本，更好满足个性化多样化养老需求。

　　徐兵建议，发挥机构养老集约化优势，将分散的为老服务中心、照护中心、护理院、助餐点等通过合作形式串联起来，加快建设社区养老服务点，促进各类养老服务形态的融合发展，让老人实现不离家的安心养老。探索向上下游产业不断深入拓展，加强智能家居、老年公寓等基础产业和技术研发，拓展老年教育、文化旅游等养老新消费fb体育，逐步打造具有规模效应的养老服务联合体。

　　为促进养老供需有效对接，徐兵建议，依托市区两级养老大数据平台，设立智能 “养老顾问”，完善平台功能，增设发布需求信息、服务效果评估和反馈等模块，并自动将相关信息精准推送至服务供给方，引导其通过 “自主接单”方式，提供涵盖家庭病床、长护险、辅具租赁等政策匹配和长者照护、社区养老床位、家政等市场化服务的补充养老方案。鼓励以社区闲置物业为依托，由就近养老机构承接进行适老化改造，解决高龄特困老人的生活困难。

　　针对老年人面临的 “数字鸿沟”等问题。徐兵建议，推行 “老伙伴计划”和“时间银行”等模式，调动低龄老人参与照顾服务高龄老人的积极性，引进多元化服务工作者或退休医护工作者，组建 “共享人才队伍”。改进智慧养老网络平台技术，改良设计操作简单、便捷的操作页面，帮助老人实现 “数字无障碍”。

　　“截至2022年，全市技能劳动者总量约413万人，高技能人才约119.5万人。我们也看到，上海产业工人的数量、 质量、结构与现代产业发展目标还不匹配。”市政协委员黄红代表市总工会发言时介绍，目前“招工难”“用工荒”问题并存，高端技术工人短缺；企业在职工教育培训中的主体作用发挥不够,，教育附加专项资金一直未足额使用；学生到生产一线的意愿不强，年轻人不愿意当技术工人，“一些工人坦陈社会地位、主人翁地位不高”。

　　黄红建议，要推动工匠和高技能人才政策落地见效。“目前583名上海工匠中，仍有35人未获上海户籍。”她说，要总结推广 “临港工匠”直接落户、居住证专项加分、缩短 “居转户”年限的经验做法，让更多技能人才落户、扎根上海。

　　黄红说，要充分发挥工匠和高技能人才创新创造的主力军作用，建议完善职工创新成果奖评选机制，保留2011年设立的上海市科技进步奖工人农民技术创新组，恢复独立成组评审模式,搭建职工岗位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平台，让更多原始创新转化为实际生产力。

　　与此同时，还要完善岗位创新机制，推动企业普遍开展示范性引领性劳动与技能竞赛，将创新要素纳入职工绩效考核和职称晋升体系，激发技术工人的创新创造活力。

　　黄红建议，全社会要大力营造尊崇工匠和高技能人才的环境氛围。借鉴兄弟省市经验做法，比如杭州、苏州等设立工匠日，成都出台礼遇工匠政策，进一步优化服务模式。拓展行业领军企业优势，推动建立跨区域、跨行业、 跨专业劳模工匠人才创新联盟。

　　“我们将继续探索工匠人才的培养路径，推动更多上海工匠成为大国工匠，让‘上海师傅’受人追捧再度回归。”黄红说。

　　“数实融合将为行业和企业装上赋能高质量发展的 ‘产业大脑’，让产业链供应链更加健壮和强壮。”姜锋委员代表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发言时首先介绍了一组数据：数实融合的标杆企业劳动生产率、市场份额、营收增加14%至85%，生产周期、订单交付缩短56%至77%。他说，着力推进数实融合，对于上海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已经不是一道 “选择题”，而是一堂 “必修课”，更是上海着眼未来构建战略优势、制胜未来全球数字经济竞争的关键一招。

　　姜锋建议，实施数实融合科技创新重大专项，加快补齐工业认知智能、大规模异构互联、智能调控等技术与工业软件短板。鼓励龙头企业联合高校院所，面向 “3+6”重点产业和 “新赛道”领域建立技术创新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等，开展垂直行业数实融合关键技术协同创新，提升技术解决方案供给能力。前瞻布局重点行业数实融合战略科学家、领军人才及团队引育，加强数实融合复合型人才培养，将数实融合重点领域人才纳入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目录。

　　“着力打造 ‘智造新实体’，以 ‘产业大脑’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姜锋建议，大力推进数实融合应用示范，引导实体企业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打造 “智造新实体”。通过数据协同与AI赋能，构建集市场需求、研发设计、原料采购、资源配置、生产制造、绿色低碳为一体，需求快速感知和供需精准匹配的 “智慧大脑”，形成普惠、敏捷、低成本的数实融合新路径。鼓励大企业牵头打造 “链主”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 “小快轻准”的数实融合解决方案，有效协同和深度赋能上下游企业，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构建数据驱动的数字化、智能化、柔性化新业态。

　　姜锋还建议，依托上海数据交易所平台，在数据资源登记、公共数据共享赋权、数据要素流通使用等方面，争取 “数据二十条”在上海先行先试，规划构建数据交易流通服务港，为数据要素更好赋能实体经济提供制度和机制保障。鼓励探索数据模型化、知识工具化、软件服务化等数据要素价值创造新模式。

　　以集成电路等领域为引领方向的先进制造业，是应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国之重器”。上海是全国集成电路产业链最完整、技术水平最高、产业规模最大的集聚区之一。

　　石威委员代表台盟上海市委发言，他提到，台湾先进制造业特别是以台积电为代表的集成电路产业，在技术研发、人才培养等方面都领先全球，台积电、日月光等台资高新技术企业都已在上海设厂，有力促进了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集成电路产业网络的形成和发展。

　　“上海要发挥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优势，融合台湾技术和人才优势，着力在集成电路领域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石威说：“台湾有一大批资深工程师和技能型人才，可以为上海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提供难得的有经验的人才支撑。要用好用足现有专业技术人员来沪就业的政策，大力吸引台湾工程师和高级技能人才到上海企业研发，到上海高校教学。”

　　他还提到，《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的全面实施，为台资企业以上海为枢纽实现功能升级，走国际化、全球化之路创造了难得机遇。要加大对科技型台企申请高新技术企业的引导与支持力度，鼓励支持台资企业在上海设立全球总部、地区总部、研发中心，利用产业链协作，开展与上海企业、研究机构的合作，更好融入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市政协委员吴瑞君代表农工党上海市委发言呼吁，要认真落实党的二十大提出的 “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要求，在鼓励按政策生育三孩并加以方向性引导基础上，以提高二孩生育率作为优先目标，政策着力点主要放在 “想生不敢生”的家庭，为其减负赋能，促进上海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数据显示，从1993年开始，上海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负增长，2021年上海户籍人口总和生育率仅为0.7，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口出生形势非常严峻。

　　“出生人口下降是多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这三方面值得高度关注。” 吴瑞君介绍，一是育龄妇女数量和结构呈现 “三少”特征，育龄期妇女减少、生育旺盛期已婚育龄妇女减少、有效生育时间减少；二是青年婚姻家庭观念变化引发 “三多”现象，晚婚晚育者增多、 不婚不育者变多、空巢丁克家庭趋多；三是生育焦虑和教育焦虑叠加交织。养育成本高、无人 带孩子、教育内卷化是很多家庭 “想生不敢生”的主因，尤其是教育成本提高会强化对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抑制。

　　吴瑞君建议，要完善面向家庭的减轻生育、养育、教育负担的支持政策。构建更广泛、更深度、更温情的普惠性托育服务体系，分年龄细化托育服务标准；加强公租房集中社区托育配套设施建设，逐步将外来人口子女纳入社区0到3岁托育服务范围；允许丈夫参保的全职太太享受部分生育保险待遇，减轻养育经济负担。

　　吴瑞君还建议，出台面向常住人口的生育激励政策。逐步实施针对育儿家庭的住房支持政策，配置廉租房、公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适当向有困难的多孩家庭倾斜。放宽有住房改善需求的2到3孩家庭的首付要求，并给予适当的贷款利率优惠。

　　“建议保障孕产女性就业权益和生育福利，实施 ‘家庭友好型企业认证’制度，在企业年检、项目引进、人才培养等方面给予激励，营造生育友好的就业环境。”吴瑞君说。

　　市政协委员、浦东新区政协主席姬兆亮围绕“深化‘协商于民’政协委员工作站建设，推进政协协商有效服务基层治理”作了发言。

　　姬兆亮介绍，近年来，市政协把推进“协商于民”政协委员工作站建设，作为贯彻习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上海品牌，实现了16个区215个街镇全覆盖，为三级政协委员走向基层、走进群众，有序参与基层协商，有效服务基层治理提供了广阔舞台。浦东新区政协积极推进“协商于民”的落地落实，与“家门口协商”品牌一体打造，构建了“1个中心、2个基地、3个品牌、36个街镇工作站，若干委员工作室和居村社情民意信息直报点”的工作体系，逐步确立了政协主导、街镇主持、委员主体、群众参与的运行模式。但是，对照党的二十大提出完善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制度机制等要求，还存在三个“不够高”问题。

　　首先是政协系统的整合度还不够高，合力优势有待增强。三级委员的管理服务网络平台尚未打通，在沪全国政协委员、市政协委员的履职登记未授权到街镇。

　　其次是基层政协的组织度还不够高，机制建设有待完善。议题来源不够广泛，重自上而下的议题、轻自下而上的议题；选题不够精准，重街镇的亮点工作、轻基层治理的难点问题；形式不够有效，重视察座谈的安排、轻调查研究的过程；覆盖不够广泛，重委员部门参与、轻界别群众参与。

　　另外，姬兆亮指出，政协委员的参与度还不够高，主体意识有待增强。“由于疫情影响、委员主观意愿以及协商活动与专业特长不匹配、履职评价管理不明确等原因，2021年的参与率仅为36%，2022年虽有所提高，但与工作要求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针对这些问题，姬兆亮建议，要健全政协系统整体推进机制。完善委员管理服务平台，把三级政协委员参与工作站活动作为履职评价的重要事项，形成“三级政协委员、入站登记反馈、分级管理评价”的协同机制，及时梳理汇总入站委员履职情况。我们将为新一届全国和市政协委员入驻浦东“协商于民”政协委员工作站全力做好服务保障。

　　同时，还要深化工作站协商议事机制。姬兆亮说，要将基层需求和委员资源充分匹配，把工作站的协商与市区层面的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民主监督等贯通联动、相互赋能，丰富远程协商、网络议政、站站联动等渠道，以协商内容的丰富性和协商形式的多样性确保委员和群众参与的广泛性。发挥工作站枢纽节点作用，集中力量解决居民群众普遍关注的问题，用好“协商第一线”等深度报道平台，提升群众的感受度和满意度。

　　他还建议，要强化协商于民理论研究机制。依托市政协协商于民研究实践基地，联合市区两级政协、科研院所和高校，组建研究智库，立足“协商于民”的上海实践，每年开展联动调研和经验交流，形成一批经典案例，以理论研究更好指导基层实践。

　　党的十九大以来，上海以“儿童友好 人人友好”为目标，全力推动儿童友好社区建设全覆盖。2022年，市政府发布《上海市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实施方案》，提出了20个方面的具体举措。

　　翁文磊代表市妇联发言，她介绍，根据对全市28404名儿童调研显示，评价“上海城市对儿童的友好程度”平均分为8.82分 (满分10分)， 总体满意度保持在较高水平。她说：“这反映出在市委市政府大力推动下，‘儿童友好’正成为全社会的共同理念、行动、责任和事业。”

　　但目前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尚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现有儿童友好空间与设施还无法满足全年龄段儿童的需求和期待，在资金、场地、专业力量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还存在短板；社区托育等儿童“急难愁盼”问题尚有提升空间；儿童参与率不高，参与的范围、深度与机制有待进一步加强。

　　翁文磊建议，可以结合儿童身心发展特点和需求，在城市、街区、社区等不同层次统筹做好儿童友好空间建设，推进公共服务设施、道路空间、公园绿地“一江一河”滨水空间等适儿化改造，为儿童健康成长、安全出行、游戏休闲等完善配套设施，推动儿童优先原则和儿童友好理念落地落实。

　　另外，要多方参与、整体推进本市社区托育服务。加快构建托育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加强经费、人员、管理和安全保障，多方联动，为幼儿家庭提供多样化的照护和托育指导，逐步完善社区托育服务。

　　她还提到，儿童是儿童问题的“专家”，要将儿童参与纳入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中去，尤其是鼓励困境儿童、流动儿童等积极参与，并为其搭建平台和培训赋能，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中扩大儿童参与的覆盖面和代表性。

　　上海报业集团总经理、副社长陈启伟在发言中说，“一江一河”全线贯通后，给市民和游客提供了赏心悦目的休闲、观光之地。硬件一流，但软件还需跟上， “一江一河”两岸文化建设亟需进一步加大力度。

　　陈启伟说，目前仍存在三个主要问题：一是文化设施建设还需加强。对照世界级滨水区， “一江一河”两岸地标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设施明显偏少，且布局不够均衡；二是文化活动安排不够丰富。与一些国际大都市在江河两岸举办美食节、书市、市民市集、电影节等各种文化活动相比， “一江一河”两岸文化活动比较单一、文化活力相对不足；三是夜间文化消费有待培育。拥有丰富的夜生活、地标性夜间展览、夜间讲座、“博物馆之夜”等游乐项目和节庆活动是市民和游客的企盼，但 “一江一河”两岸目前只有零星餐厅、酒吧、咖啡馆等，尚未形成常驻展览、展演、展销和文创等夜间文化消费集市。

　　“要从市级层面，联动沿江沿河区域，整体规划、精心设计，努力让文化更多赋能 ‘一江一河’两岸。”陈启伟建议，打造一批中外文化客厅。契合上海文化和两岸各区定位，深度挖掘历史特色，推进文化新地标建设，突出 “一江一河”的国际交往和窗口展示功能。依托一批历史遗存，开展中外文化交流活动，打造中外文化艺术顶级IP荟萃的平台。打造一批以 “一江一河”中外文化交流为主题的博物馆、名人馆、主题图书馆、艺术馆等，展现 “一江一河”河流、码头的历史和城市发展的衍变。

　　“拓展一批文化新空间。”陈启伟建议，对 “一江一河”两岸已有的重点历史建筑注入创意、展示、演艺等新文化功能，举办文化时尚秀、文化产品首发、艺术鉴赏会、深夜影院、读者沙龙、音乐俱乐部、画廊画展等活动。充分发掘 “一江一河”两岸历史资源和文化故事，打造一批文化长廊、文化雕塑、文化名人景点，以及咖啡馆、网红餐饮点、文创IP小店等消费集市。

　　陈启伟还建议，评选一批文化景观，围绕擦亮 “一江一河”底色、特色和亮色，发动市民、文化专家学者等评选 “浦江十景” “苏州河十景”和“浦江十大文化建筑” “苏州河十大文化建筑”等，着力将 “一江一河”打造成为在国内外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知名文化品牌。fb体育fb体育fb体育